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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西部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马小洁（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吹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号角，进一步激发了高校自觉肩负起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兰州大学将始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学深悟透做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加解放思想、更加主动进取、更加团结奋斗，在西北办好一流大学，不断释放支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新活力。
增强历史主动，引领事业发展形成新格局。扎根西部、服务国家、引领发展，是兰州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重要组成部分所应承担的最朴实的社会责任和最主要的历史任务。百十年来，兰州大学自强不息、独树一帜，已成为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高层次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深刻领悟党和国家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殷切期待，准确把握学校所处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清醒，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断强化“一流”意识，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和战斗力，充分激发蕴藏于师生之中的发展伟力。坚持在特色中兴文、在原创中厚理、在厚理上拓工、在创一流中精农、在抓基础上强医，进一步强化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优化专业结构布局，锻造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挖掘区域禀赋潜力，塑造学科特色发展新优势。促进西部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兰州大学立足西部独特的资源禀赋，在青藏高原、冰川冻土、风沙治理、敦煌学、中亚问题、区域经济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原创性引领型的学术高点。新时代新征程，兰州大学将进一步把研究解决学术前沿问题与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理论问题相结合，凝练学科方向、塑造优势特色，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最大程度展现学科价值。强化问题牵引、团队传承和学科辐射，提升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基础优势学科核心竞争力，增强优势特色学科对主流学科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构筑特色优势学科的高原高峰。面向西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谋划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域新兴学科。创新探索基于青藏科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具体案例的交叉学科，努力在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中形成立体化、特色化的学科发展新赛道新优势。
强化有组织科研，彰显战略科技力量新势能。近年来，兰州大学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释放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首次合成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大尺寸单晶，研制成功首颗极大规模全异步电路芯片，原创性地提出“黄河水系发育模式”，研发出风沙灾害治理新技术，着力解决在种质创新和生命健康等方面对基因功能和作用机理的重大需求，在西部树起了创新驱动、勇创一流的旗帜。未来，兰州大学将进一步增强党建引领和统筹科研高水平发展的能力，点燃各类科研组织和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报国的激情和动力，激励引领大家心怀“国之大者”、紧盯“四个面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续整合汇聚项目、人才、资源等科研要素，围绕“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等，超常规布局建设一批“打基础管长远”“有特色创一流”的重大项目，全力推进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打造西部安全重大科研平台、西部高发疾病转化医学与新药研发科教平台等，努力在应用技术研究、关键性技术突破上取得更多新进展。
坚持立德树人，展现人才自主培养新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是根本、科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兰州大学一直以人才培养见长，毕业生中当选两院院士、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人数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创造了化学“一门八院士”、地学“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等享誉国内外的“兰大现象”。今后，兰州大学将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这个时代课题，坚持人才强校战略，站在后继有人的高度，加强战略科学家和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力度。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完善一流育人体系，发挥一流学科优势，推进学科优势向专业优势转化、人才优势向育人优势转化、科研优势向教学优势转化。深化“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强基计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内涵创新与示范引领，完善导师制，建立优秀本科生提前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培养模式，实施本研贯通一体化培养。深化专业升级改造，促进“四新”交叉融合，加快培育微专业、交叉学科专业。开展课程存量改革，加强跨学科贯通课程、在地国际化课程建设，推进实验实践课程与社会发展、科技进展的有效衔接。坚持以一流科研成果反哺一线教学，注重用科技前沿问题、重大原始创新问题开阔学生战略眼光、厚植科学素养，培养学生跨学科能力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坚持“五育并举”，深化“三全育人”，努力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0日 05版）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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